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第4/6页）

有些汉人假冒成蒙古、色目人，来猎取一官半职。他们起蒙古、色目名字，效仿蒙古、色目人生活习惯。元时有人说：“精铨选之本，在于严族属之分；以尊吾国人……今之女真、河西，明有着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属邻于近似，而均视蒙古，乘坚驱良，并列通显。盖我国人天性浑厚，不自标榜，愚恐数百年之后，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复别异矣。”也就是说，元代政治本来是以严格的种族区分为原则的。但北方的女真人和汉人却经常冒充色目人，更有许多北方部族也被视为蒙古人，得以混入上流社会。如果这样下去，数百年之后，就分不清真蒙古和假蒙古了。

汉人冒充蒙古人充当达鲁花赤（地方、军队和官衔的最大监治长官）的现象，成了元朝政治中一个难以处理的痼疾。元代统治者三令五申，严禁和革罢汉人、南人、女直、契丹人充达鲁花赤者，反复多次，也没什么明显效果。那些冒充怯薛、达鲁花赤的汉人，大多是市井无赖，本身素质低下，一旦当官，则明目张胆，颠倒黑白，不顾廉耻，拼命捞钱，官场风气更加腐败。

元代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流氓阶层与专制权力高度结合，变成了专制权力的打手和工具。能当上官的绝顶聪明之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选择攀附于官员和权贵脚下，为他们驱使，替他们办事，于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土豪恶棍阶层。在他们之下，则是以捞点残渣剩饭为生的充当打手的无赖流氓。《元典章》说：“一等骤富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凶顽，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货，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从其奸恶……”就是说，那些最有权势的大户，家里都养着当过官吏或者做过军人的帮闲，还有泼皮凶顽之人。这些人专门以强凌弱，骗人家财，夺人妻女，做尽坏事。

元代“权豪势要”驱使流氓为非作歹的记录比比皆是。“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书省奏：哈剌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孩儿、女孩儿儿女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就是说，权贵们以流氓打手为帮手，放高利贷，到期还不上，就将人家的媳妇儿女面上刺字，充作奴婢。“红贴粮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朝廷本来制定了周济贫民的政策，结果这些粮食都被豪强流氓们用歪门邪道弄走了。“诸豪横辄诬平人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私家拷讯监禁，非理凌虐者……”他们诬良为盗，私设公堂，严刑逼供，肆意凌虐。因此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元代的泼皮无赖是如此之多，以至元朝皇帝不得不专门命人研究对泼皮无赖横行的处理意见。

如果颠倒的统治只持续二三十年，人们还可以恢复旧有的记忆和风气。然而元朝统治持续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时间。培养贵族需要三代，培养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过去后，中国人整体上流氓化了，这就为有明一代之成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明发展到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中说：“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的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