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第2/4页)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当然,这只是汉代知识界风貌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更为明确、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比如科举制,还没有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

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缀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周党……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发党徭道,尝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极讲而还,与乡佐克日交刃。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后与相击。党为其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勇,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这一故事听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潮”之先河。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朝政极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刘陶奋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闹学潮”,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书。头一次遇到学潮,皇帝一时摸不到头脑,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