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8章 逋租和官绅优免（第3/4页）

大明律有规定，官绅确实可以免除一定的徭役。这一点，从明初就开始有了。

在明初规定，京官之家除税粮及里甲正役之外，优免一应杂泛差役，外官按品递减。后来，在这些官绅的不断努力之下，这个规定又改为按照品级限额来优免丁、粮或者丁田。

比如说，在正德年间的规定是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免田三顷，七品以上免田二顷，九品以上免田一顷，外官递减。

这个规定，在北方其实还不算什么，换成南方土地产出多的，那就多了。

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官绅还不满意，继续努力，等到嘉靖年间，又几次说动皇帝修改这个优免。

到嘉靖二十四年时候，变成了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

等到万历年间时，又改了，由“论品免粮”改为“论品免田”。优免内容由粮、丁又改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

这个来回变化，可以看成是南北官员势力的此长彼消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免粮和免田对于南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万历十四年的规定，一直延续到了崇祯朝，也就是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二品八千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没有当官的举人免田一千二百亩，贡生免田四百亩，监生和生员免田八十亩；那些告老还乡的官绅则按其品级免除十分之六。

由此可见，大明朝两百多年间，官绅一直为自己的特权而努力。

就拿万历三十八年比正德十六年，一品京官优免田额就增长了二十五倍；八品京官优免田额增长了二十七倍之多；而万历三十八年比起十四年时候，甲科京外官优免田额就又各增长了十倍，告老还乡的官员优免田额增长了六倍；

按理来说，官绅优免这么多，都是圣人子弟，总该知足了吧？

可事实是，虽然律法规定官绅线面已经相当丰厚，可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大部分官绅，那是能优免多少就多少，最好是所有都能优免掉。

有这种想法的代表很多，有名的就有嘉靖朝的首辅徐阶。他俨然是清官的代表，清流中的头；可是，他实际上就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地主，遇到滥用优免之权的，就要地方官要“就中调停得宜”，意思无外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可见，其实还是屁股决定一切。

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