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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静静道:“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这儿就是一窝坏蛋。他们可能觉得,要是有人杀了他妻子,便会打电话给我:‘嗨,上尉,我这儿死了个人,前面的房间里一团糟。我手上呢,还有五百块闲着呢。’然后我回答:‘好说。啥都别动,我拿条毯子立马就来。’”

“没那么糟糕。”我说。

“你晚上去塔列家,找他有什么事?”

“他掌握了一些证据,跟弗洛伦斯·阿尔默的死有关。阿尔默太太的父母雇塔列追查此事,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得到了什么证据。”

“你认为他会告诉你?”他挖苦我。

“只能试试看呗。”

“还是说,只是因为德加莫太嚣张你才想还以颜色?”

“也是一部分原因吧。”

“塔列是个敲诈老手,”韦伯轻蔑道,“不止一次了。能不跟他打交道最好。我这就告诉你他手上有什么。他从弗洛伦斯脚上偷了一只鞋。”

“鞋?”

他淡淡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在他家里搜到的。是一只绿色的天鹅绒轻便舞鞋,跟上镶了点小水钻。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戏装鞋服的人那儿定做的。对了,你不问问我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吗?”

“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呢,上尉?”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的舞鞋,一起定做的。好像那也没什么稀罕。备着,以防鞋子穿旧或者碰上某个醉酒的莽汉趴到女士的腿上来。”他顿了顿,浅浅一笑。“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好像有点懂了。”我说。

他往后一靠,笃笃敲着椅子扶手。他等我开口。

“从阿尔默家边门通向车库的是条粗糙的混凝土小路,”我说,“相当粗糙。假设她不是自己走的,而是被人抱进去的。假设那个抱她的人帮她穿上了舞鞋——其中一只拿的是新鞋子。”

“然后呢?”

“假设在莱弗瑞给出诊中的阿尔默医生打电话的当儿,塔列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了那只新鞋,觉得它是弗洛伦斯死于他杀的证据。”

韦伯点点头。“要是他不动那只鞋,等警察去发现,那确实是证据。他一旦拿了,那东西只能证明他是个小人。”

“给她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了吗?”

他把手掌平摊在桌上,低头看着。“做过了,”他说,“血里是有一氧化碳。而负责调查的警察认为,死者的体征也对得上。没有打斗的迹象。他们认定阿尔默医生没有杀害他妻子。他们也许弄错了。我觉得案子查得有点粗浅。”

“谁是负责人?”我问。

“我想你知道答案。”

“警察赶到后,没有发现少了只鞋吗?”

“警察赶到时,鞋子并没有少。你一定记得,在警方接到报警前,莱弗瑞先给阿尔默医生打了电话,他便连忙回家了。关于那只失踪的鞋子的事,都是塔列自己告诉我们的。他有可能把那只新鞋从屋里偷了出来。边门没锁。女佣睡了。问题是他不像是会知道有只新鞋可以拿。我不敢说他想不出这种鬼点子。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小滑头。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舞鞋的事儿。”

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对方,思索起来。

“除非,”韦伯缓缓说道,“我们可以假定这个阿尔默的护士是塔列的同伙,两人合谋敲阿尔默一笔。有可能的。有些迹象支持这种看法。更多的迹象则是反证。你断言山里淹死的姑娘就是这个护士,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原因有两个,分开来看都不够有说服力,可放在一起,就很像回事了。一个礼拜前,有个模样举止都挺像德加莫的粗鲁家伙去过山里,拿了张照片给别人看。照片上是米尔德里德·哈维兰,跟缪丽尔·切斯颇有几分相似。头发、眉毛等等都不一样,可就是挺像。大家都没怎么帮他。他自称‘德·索托’,说是洛杉矶的警察。话传到缪丽尔·切斯耳朵里,她显得很害怕。如果那人真是德加莫,这点就很容易站住脚了。另一个原因是在切斯家的糖罐里藏了根有心形吊坠的金脚链。脚链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那时她丈夫也已被捕。那颗心的背面刻着:艾尔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献上我全部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