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永延帝祚（第3/4页）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他们和猩猩的距离比他们和我们更接近。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在北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到。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屁大股沉，狮鼻豹眼，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嫉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不能自摸，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唯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

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家伙大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仿佛应该像珍藏一张张朱裳的影像一样，更拒绝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像根据一顿吃肉包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如果决心当学者的人应该读尽每一本撞进手里的书，如果立志做大众情人的少年应该对每一个进入眼帘的姑娘微笑。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卫克，“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胸脯长得太大了，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